尼基千科就是如此，当他在讲课的时候，等真的不得不去阐明所分析作品的内在原则性时，他总是圆滑地、巧妙地绕过暗礁，用观点模糊的高谈阔论来搪塞过去。
这样的日子过久了，尼基千科倒也渐渐熟悉了这种生活，毕竟在令自己舒适的范围内生活总是惬意的，更何况外在的环境实在是严苛，在如今的大学里面，警察分局长亦可充任大学教授。每个教授的行动都要受到公开和非公开的、书面和口头的命令的约束，受到各种《规定》和指示的约束。
就像大学里曾经举行的一场会议那样，有人宣读了大臣按照皇帝旨意所制定的一条命令，其中阐明了教授先生们应如何理解“我们的民族性’。命令中说，“民族性就是无限忠诚、绝对服从于君主制政体。”
据此乌瓦罗夫大臣希望教授们在讲课时要发扬民族性，一定按大纲规定和政府的命令来讲。命令中指出，这尤其涉及到讲授斯拉夫族方言、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法典的教授。
总之尼基千科已经渐渐熟悉了这样的生活，他之后的生活大概也会是如此，不过不知为何，那位年轻人的确实能在某种程度上打动他，以至于他确实愿意在职权范围内放宽一点。
当然，还有看在工资的面子上。
至于这一期的审查工作的话，长篇自不必说，那是一定要看的，而与此同时，那位年轻人最新的短篇却也是让他产生了很多的兴趣，于是其它的文章都先被他放到了一边，而是率先看起了这篇短篇：
“我的同事希腊文教师别里科夫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。您一定听说过他。他也真怪，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，也穿上雨鞋，带着雨伞，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。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，把表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，就连那削铅笔的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的
总之，这人总想把自己包皮在壳子里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，好隔绝人世，不受外界影响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、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，他老是歌颂过去，歌颂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，事实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，对他来说，也就是雨鞋和雨伞，使他借此躲避现实生活。
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。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，其中规定着禁止什么，他才觉得一清二楚.每逢经过当局批准，城里开了一个戏剧俱乐部，或者阅览室，或者茶馆，他总要摇摇头，低声说：“当然，行是行的，这固然很好，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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