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北方游牧民族从古至今都是我们民族的最大生存威胁。从五胡乱华，到唐末之乱，燕云之失，最后是崖山族殇。
而我们民族的骄傲，无论是冠军侯还是岳武穆，李卫公还是中山王，他们铭刻在历史上永远无法泯灭的功迹，其实都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捍卫我们民族的生存。
我们与游牧民族斗争了漫长的岁月，互相影响，那么我们有没有改变这种纠缠的可能，让子孙后代免于北方的侵扰。
其实是有的，天可汗李世民为我们做出了榜样，只不过后人不争气，盛唐毁于内乱，安定的北疆局势再度归于蛮荒。
今天，我们又是新的后人，我们有站在了历史的拐点上。朕在长城，重新举起了天可汗的大纛，而虎墩兔也如同阿史那颉利一样来到了我们大明的首都。
从彻底解决北方边患的角度来说，大明必须要把蒙古人融入大明，让他们也成为大明的一分子。这当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，甚至可能需要大明付出百年，几代人接续不断的努力。
但不管千难万阻，不想被子孙后代痛骂万年，我们这一代人就必须开启北疆边防的新篇章，我们要在蒙古草原上铸造我们新的文化长城。
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。所以朵颜有铁锅，有盐，有大明的粮食，有高官厚禄。朕知道，也有蓟北的哭泣，有仇恨的烈火，当然，也少不了对朕的咒骂。
这不是朕的好大喜功，而是罪在朕躬，利在千秋。千秋功罪，谁人曾与评说？”
乾清宫天工院会议室内，气氛有些诡异，也有些压抑。三位自认为为一时人杰的阁老全部垂首，从来没有人从历史的角度思考过蒙古问题。
孙承宗低头，却没由来的一慌，四岁天子竟然能掌控阁议气氛，他表现的领导力强于天启十倍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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