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信里明确写着，”王航清了清嗓子，开始逐条念道，“陈阳在韩宅密道内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，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青铜礼器、玉器、瓷器等。”
“特别是青铜器方面，据举报人称，至少有好几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器物。”
他抬起头，目光扫过在场的众人：“举报信还特别强调，这些文物发现后，陈阳并未按照《文物保护法》的规定，及时向文物管理部门上报，而是私自藏匿，疑似有私藏甚至走私的意图。”
王航说到这里，语气变得更加凝重：“高馆长，您是文博系统的老前辈，应该比谁都清楚，这种性质的举报意味着什么。”
“如果这些青铜器流了出去，那可不是小事，这是严重违反《文物保护法》的行为，甚至可能触犯刑法！”
他顿了顿，继续道：“作为文物保护的执法部门，我们泉城文物局接到这样的举报，能置之不理吗？”
“如果我们不闻不问，将来真出了什么问题，这个责任谁来负？到那时候，恐怕不是我一个处长能担得起的。”
王航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实际上是在暗示：我也是身不由己，有举报在先，有法律程序在后，我不能不查。他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尽职尽责的执法者形象。
他一口气引用了好几条法律条文，显得专业而严谨：“所以，我们今天的行动，完全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的。”
“这不仅是对国家负责，对历史负责，也是对陈阳同志负责。如果他真的是清白的，我们的调查反而能还他一个清白，不是吗？”
王航这番话说得确实滴水不漏，字字句句都站在法律和职责的制高点上。他把自己的行动包装成了依法执法、尽职尽责的正义之举，把可能的质疑化解于无形。表面上看，他的逻辑链条很完整：有举报→有法律依据→必须调查→这是职责→也是保护陈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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