舒依萍一脸茫然地听着主讼官叽哩瓜拉讲着印尼语，她一句也听不懂。
到印尼还不到三十个小时，她没想竟站在印尼法院的被告席上，而且是作为杀人犯被进行审判。
她是第一次到印尼，她虽然知道在1998年5月印尼发生的排华暴力案，但她认为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而且从机场下来，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宾馆的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都很好，丝毫没有因为她是华人而对她抱有敌意，因此更打消了她的顾虑。
但她从走进警察局报案的那一刻起，她才认识到这是在印尼，在一个与香港完全不同的国家。
到达印尼的当年晚上，她在下榻的宾馆房间里遭到数个面人的袭击，她凭着自己机智的头脑与灵活的身手终于侥幸逃了出来。
当她穿着睡衣，身无分文走在大街上，她第一个念头就是报警。但她当走进警察局时，她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厉害。
在印尼，很多人都会说华语，当警察局的警员听了她的述说，并知道了她的身份后，开始他们的态度还很好，端来了热咖啡给她喝，找来了衣服给她穿。
但很快来了另一拨警员，把她带到了拘留所。
在拘留所里，他们给她戴上了手铐脚镣，开始审问她：为什么谋杀一印尼籍男子？为什么她藏有大量海洛因？
舒依萍开始意识到他们在有意识的陷害她。
舒依萍据理力争，但却被他们痛殴一顿，用各种不留下伤痕、却能造成很大痛苦的方法折磨舒依萍。
他们不让她睡觉，不让她喝水，在她身上垫着电话本，用榔头猛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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